中山国，这是刘备的封地所在，刘备被朝廷封为中山亭侯，之前刘备往中山祭祖，把名下封地田产房屋全分给了当地百姓。
中山国很穷，堪称是穷困潦倒。
不止中山国如此，有汉一朝是郡国并立，【郡】是郡县制架构，是正规的行政架构，而【国】是特例，是诸王的封地，可谓国中之国。
诸侯王辖制的【国】内堪称是完全自制，其不必向朝廷交纳高额赋税，其境内田地矿产完全归自己所有，按道理，理应比郡县制下的地方更为富饶才对，而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凡诸侯国，其经济状态远比郡县制下的地方要差的多。
这其中问题，不在于资源，诸侯国大抵属于比较富饶之处，且因其不必向朝廷缴纳过高赋税，诸侯国内里资源丰富，外在支出又少，其本有足够的富庶基础，而之所以诸侯国比郡县制下的地方要穷困，原因在于——内耗。
分究两种不同的政治架构，郡县制下，有官府，有百姓，有豪强，有士族，在郡县制下，地方上多方利益相互制衡，制衡出了还算不错的社会生态。在郡县制下，官府想多收点粮食，豪强会不愿，士族会不愿，百姓也会不愿，等官府摆平了士卒，还有豪强与百姓，再摆平豪强，还剩百姓，只有把百姓也摆平之后，才能顺利加收粮食。
在郡县制下，官府想杀一个人，乡间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哪怕是一普通百姓，都可能跟本地豪强有些拐弯抹角的关系，这就使得，官府并不能完全生杀予夺。
诸侯【国】架构之下，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诸侯国之中，王侯如若土皇帝一般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诸侯国中，一切田地矿产，都是诸侯王的私产，一切国内百姓，诸侯王拥有对其随意处死的权利，而不受任何制衡的权利，必将化为洪水猛兽。
因权利无有辖制，诸侯国中，诸侯王想杀人就杀人，想收多少稅就收多少稅，如此一来，国内经济民生，怎么可能好的了。
大汉的诸侯国，跟后世明朝的那些侯王没本质差别，明朝王侯也是，凡大明王侯封地所在的地方，大明的王子王孙把地方百姓折腾的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到了大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把那些个王侯逮着有一个杀一个，嫌杀的不过瘾，甚至炖了吃了。
有一句话叫做，“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这句话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封建制下的郡县制并不好，可再怎么不好，郡县制有着基本的制衡，而诸侯国一点制衡没有，诸侯国大多田地富饶资源丰富，可在一个缺少制衡极不健康的政治形态下，哪怕有再多的资源，哪怕矿山盐矿都有，诸侯王权利无法无天，矿山和盐矿不仅给境内之民带来富足，反而会因矿山和盐矿的村外，百姓们会因挖矿煮盐之事，累死者的尸骨会堆积如山。
大汉的诸侯国内，往往是，王侯能有多豪奢多豪奢，王侯的府邸宅院规模能有多大就多大，而与之相对的，境内百姓往往穷困潦倒苦不堪言。
郡县制下，贫富差距已极大，在诸侯国内，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十倍于郡县制下的地方。
中山国民生凋敝，民生凋敝就意味着，人口稀少，人力也稀少，在民生凋敝的中山国，在最薄弱的这一环，巨鹿军协防计划在此遇到了重大挫折。
巨鹿军士卒到达中山国时，因当地民生太过艰难，百姓们忙于生计，对守备之事很不上心，负责协防的巨鹿军士卒花费了很大力气，招募到的人手仍是寥寥。
人手不足，构建工事这一项的进度就极其缓慢，还有，招募乡兵一事也大受挫折。
中山国内经济凋敝，十里八乡几乎全是赤贫，巨鹿军士卒莫说是拿纸币去换钱换粮了，就是拿真金白银去换，也换不到太多粮食。
筹粮不顺，就没办法用粮食吸引百姓投军，兵力不够，就更加剧了修建工事的难度。
贼军兵锋杀到常山国时，不知是因为工事修建的不够严整的原因，还是各部协防配合不好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亦或是各种原因都有，总之，所做的准备在贼军杀来时几乎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贼军骑兵直接顺着工事的嫌隙处直接杀进了中山境内，负责协防的巨鹿军士卒本着收境安民的职责，五个巨鹿军无名士卒带着区区不到两百乡兵上前抵抗，结果阵势还未列好，便被敌军骑队一股冲散，五个巨鹿军士卒全部战死当场，乡兵们当场四散而逃。
在中山国境内，荒郊野外遍插着无数旗帜，按计划，乡兵与敌军作战，万一不敌，万一溃散，乡兵人等溃散途中，若遇到聚兵旗帜，可自动于旗下聚集。
黄巾大贤良师用此聚兵之法，得以在无有整体指挥的情况下，使得黄巾流民屡屡溃而又聚，黄巾因而得以拥有十足的韧性。
按巨鹿军的计划，乡兵溃散之后，该是依旗而聚的。
可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李孟羲等人错判了一件事，张角能用聚兵之旗，黄巾也能溃而又聚，可黄巾跟乡兵有本质上的不同。
黄巾无有根基，溃散之后，黄巾流民无处可去，唯有依旗而聚；而乡兵人等作战意志不如黄巾流民坚决，乡兵溃散之后，根本就不管什么聚兵旗的，他们看见聚兵旗也当没看见，乡兵们直接跑回村里跑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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