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的新闻媒体一向不怎么去法院，影响小的案子，旁人没兴趣，影响大的案子，又要讲和谐，宣传部会发个通稿，大伙儿照登就是了。偶尔有些杀人犯伏法或者贪污犯宣判，也就只有社会版的记者会去看一看。
可是今天就不同了，大批记者蜂拥而至，把光明区的区法院塞得满满的。区法院当然不敢擅专，立即报告了上头，上头立即指示不要把记者们放进去。本来呢，不放人进去的理由是很多的，比如没有事先预约啊，不是双方相关当事人啊。
可是区法院事先得了另一边上头的吩咐，打电话的时间稍微拖延了那么一会儿，而且这又是公开审理的案件，没道理拒绝记者入内。而且法警们人少力弱，也不会和无冕之王较真，一不小心，就让记者们全进去了。
法律的威严，那是对体制外的事，体制内大家只论权力和级别，谁也别想对谁摆出威严来。省城的传媒都是官办的，这时候来的，更加是有编制的正牌记者，还有不少是主编副主编。
有些省里面的大报纸，级别本来就和光明区差不多，来个主编副主编，那是要区长出来接待的。法院院长都不敢得罪，下面的人就更不敢放肆了。所以区法院这差事没办好，上头也不能怪罪，谁叫体制就是这样的呢。
法官刚坐上主席位，就是一阵卡擦卡擦的拍照声，被闪光灯闪的花了眼，他敲了敲木锤，说了声：“肃静！”然后那帮记者就把相机调成静音，闪光灯却没关，照样拍照，法官也没法子，品级比不上人，说话就没底气，只好当看不见。
接下来就是例行的程序，传两边当事人上庭——这其实是两案合一，先有蔓莎服装告神弓集团不履行协议，然后又神弓集团告蔓莎服装要求取消协议，两边说的基本上是一件事，为了节省法庭资源，所以两案合一，一起审理。
这只是表面说法而已。真正的要害在于，黄文斌是在光明区法院起诉，而张利国是在市中院起诉。华夏采取的是二审终审制度，在下级法院判了，当事人不满意，可以上诉到上一级法院。区法院的上一级是市中院，两院都在市委管辖之下，对这案子的看法，最多就是中立。
但如果在市中院初审，二审就要放到省高院，省高院可就在省委的管辖下了，一向不怎么给市委面子的。孙雪峰对于黄文斌的助力，在去法院是法院很大，到了省高院就小了。所以张利国要跑到市中院起诉，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至于这案子究竟应该由哪一级法院审理呢？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通常小事由区法院来审理，大事由中院审理，可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又全看上位者的心意。两个公司之间的一纸协议要不要履行，能不能强制履行，看起来是小事。但要是牵涉到几亿十几亿的资金来往，十几万人的工资饭碗，这又是大事了。
结果这一次还是黄文斌赢了，中院想来想去，两边都不敢得罪，还是扔给下边算了。至于官司总会打过来，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能拖一天是一天，说不定两边打着打着，张利国和黄文斌哪一个忽然死了呢。就算没死，有了这么一段时间缓冲，也好想个办法躲开去。
张利国漏算了这点官僚习性，就此输了一局，官司在光明区法院开始审理。
两边当事人上了法庭——当然不是张利国和黄文斌，而是神弓集团和蔓莎服装的代表律师团。法官再问了一遍：“你们两边不如先调解调解，看看能不能达成一致。”这倒不是推诿，所有的经济纠纷，就算是非分明，照例都是要调解的。要是那些不懂法律的普通人，调解的时候说不定就要吃个亏。不过黄文斌和张利国谁也不缺钱，找的都是大律师，自然不会上当。
调解来调解去，双方用法律条文交锋了一番，连法官都没怎么听懂——这事也不奇怪，基层法官事务繁忙，哪里有这么许多时间去研究法律条文。华夏的法律都是人大搞出来的，从来不参考法官的意见，又语焉不详，经常来个“除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外”，除了参加制定法律的，谁知道都有哪些情形啊！
大律师们有的是人脉钱和时间把新出的法律弄清楚，自己弄不清楚，还可以去请教人，很多人都是可以直接去人大问制定法律的人，究竟这一条条是什么意思，中间的界限在哪里。可是基层法官哪里有这个条件，只能自己琢磨，一忙起来甚至都没时间去看。平时那些小纠纷也就算了，现在碰上这种大事，那点学识就不够用了。
幸好华夏的法院，学东西永远只学一半，虽然也有法庭，也有法官，站在审判席上似乎威风凌凌，传证人传证据问完被告问原告，其实压根就是无用功，真做主的是合议庭，那些证据证言都早已审议过，怎么判也早就说好了。
所以法院分外讨厌忽然提出新证据的，还有就是法庭翻供的。新证据也就罢了，顶多不予采纳，翻供可就讨厌了，照例是一定要重新考虑的。他一个人翻供不要紧，背后多少人要彻夜加班啊。
又幸好，这是经济纠纷，情节也很简单，没什么可以争辩的地方，只是对适用哪一个法律看法不同。可是两边都是大律师，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也不奇怪。调解不成，接着就是正式开庭审判，法官提心吊胆，生怕两边提出什么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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