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国联能在“满洲国”问题上让步，满足日本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于很早确定了对付国联的方针：巧为周旋，既要改变国联对日本的不利提案，又要给国联留点面子。
松冈洋右正是带着日本政府的这一方针前往日内瓦的。虽然舆论界和军部法西斯分子叫嚷要退出国联，但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的国联方针是明确的。
松冈洋右向元老西园寺公望辞行时明确表示：“绝不做退出国联之事。”
根据列强和国联在“一·二八事变”时的态度，日本估计它们会在日本的恐吓下，接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独立”的既成事实，日本也会继续留在国联。
所以，广田外相曾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国联必须接受日本的要求，目前并不需要退出国联”。但是，日本的算盘打错了。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的。它虽然对日本已作了很大让步，但日本却仍不满足，特别是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日本决心“即使把满洲化为焦土”，也要维护伪“满洲国”的“独立”。这与列强的调停基础相去甚远。
日本忘记了这样的前提，西方列强及其控制下的国际联盟调解的总目标是维护华盛顿体制和秩序，它不可能承认日本单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这是国际联盟对日让步的最终限度。
1932年12月召开的国联大会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饱受各方指责，唯有英、法两大国代表对此轻描淡写。似乎是受此微妙暗示鼓舞，松冈洋右在以英语发表的演讲中，居然将日本比作耶稣，高喊“虽然欧美国家要将20世纪的日本在十字架上凌迟处死，但正如耶稣在后世会为人所理解一样，日本的正当性也一定会在日后得以彰显！”
这篇奇谈怪论，意外地收到效果，不少国家代表惊叹松冈洋右过人的英语能力之余，更对日本产生了同情。紧接着，日方在国联会场上播放了南满洲铁道公司拍摄的纪录片，大力宣传日本“合并”了台湾与朝鲜之后，当地生活条件如何获得飞跃。影片终了，连一向反对日本行径的捷克代表都拍手称赞。
眼见国际舆论风向转变，英国外相约翰·西蒙私下找到松冈洋右，以李顿调查报告为底本，提出一份对日方作更多让步的妥协案：将“九一八事变”与“满洲国”争议从国际问题转化为地区问题；联合几个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共同建立委员会；“满洲自治政府”成立后，聘用日本人作为军事顾问。
西蒙外相明确表态：无论日方接受与否，英国都会积极推动这份提案在国联大会上通过。
在此紧要关头，日本关东军突然在1933年1月占领山海关，进军热河省。一旦日方接受英国提出的妥协案，此次出兵等同违约，日方将会受到国联制裁。
此类事件若发生在国内政局较为正常的国家，政府下令撤军就完事了，但在此时的日本，军部日益独断独行，外务省对此束手无策。军方强硬派连首相都敢暗杀，更别提外务省官员了。
这时候，外相内田康哉致电松冈洋右，要求他继续观察国联动向，力争促使国联停止干涉“满洲国”问题。松冈洋右接电后大为光火，发牢骚说：“不顾已有成果，一味要求国联不插手，这种事情政府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吧！”
话虽如此说，但是松冈洋右还是尽全力的实现内田康哉交付给他的任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年初的山海关一战，列强意识到，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意图也慢慢暴露出来。而欧洲各国长期耐心的调停力，被日本视作软弱可欺。欧美列强被逼到了要么维护由他们创建的国际联盟的权威，要么向日本投降、听任日本在远东胡作非为的地步。列强选择了前者，决心在国联大会的最后阶段向日本摊牌，把中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进行表决。
这样，日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悬崖勒马，接受国联调停，把中国东北的主权交还给中国，要么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坚持侵略政策，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一战后，日本标榜“协调外交”，实行以国联为中心的外交路线。退出国联，就意味着日本同“协调外交”的诀别、同国际社会的诀别，退出也国联使会日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此刻松冈洋右却没有别的选择。
早在2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一旦国联大会通过李顿调查报告，日本就退出国联。现在的松冈洋右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
松冈洋右在发言台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掏出口袋当中的宣言书，对着会场的所有人宣读了起来：“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30到50年后，世界会认识到日本是正确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像他一样被拯救……日本有朝一日将被拯救……我们准备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确信，而且坚信，几年后世界的看法会改变；就像世人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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