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和一部分的国内娱乐、财经报纸都登载了这个小小的影业公司举行的大型酒会。
大家都能猜到,所谓一千五百万的注册资金只是做一个壳子而已,这个中华人影业,肯定是家底丰厚,他们要把大量资金,用在正式的电影拍摄上。
只不过,大家都在疑惑的是,以这几年香港电影市场低迷惨淡的情形,这些年轻人居然还如此高调的出击香港电影业,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已经有不少所谓的观察家和老资格的财经评论人在预言,这个公司不过是一群败家成性的富家子弟在玩票,等这个公司第一部电影拍出来,转眼就要把公司赔光。
尤其是在公司成立酒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华人影业年轻的总经理和艺术创作总监易青导演居然对记者说,他们这个公司要改变原本香港和国内电影资本运作,尤其是人力资源配置的模式——这令一些老前辈感到非常荒唐可笑,觉得年轻人真是异想天开。
传统的电影运营模式,就如普通人所知道的,都是——先由电影公司招募签约导演;然后由公司和导演找到剧本或拍摄题材;接着公司拨款或者找到投资商,派出监制监督整个电影的拍摄;最后由监制和导演组建招募演职人员,组成剧组进行拍摄。
换言之。传统的电影运作,只有监制和发行制片人员是公司地正式职员;导演是公司签约雇佣的人;除了这两方面以外,所有演员和其他剧组成员,全是临时雇佣来的。
多少年来。人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电影、电视剧都是用这种方式拍摄出来地。广大的影视行业工作者,其实是一群自由职业者。剧组成员之间,原本毫无关系,为了一个作品聚集在一起,拍完戏又各奔东西。
剧组成员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多的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在一起工作毫不熟悉,丝毫没有默契可言,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好容易经过一段时间磨合的可以了,戏又拍完了。大家又不得不解散了等待下一个戏,跟另一批人再重演一遍浪费资源的磨合期和默契培养期。
这种落后的草台班子临时拉的模式。实际上是导致了大量资源的叠加重复浪费,也使影视从业人员完全没有安全感,不能稳定地把心思和精力完全投入到创作中去。
然而重要的弊端还不止于此。
这种体制正是所谓三年不开工,开工吃三年,要想有工开,必须自己去找门路。
而这个门路,在中国。就是要依靠那些千丝万缕人际关系、裙带关系——影视圈八成以上地黑幕,九成以上的丑闻,皆由这种机制而起。
……
易青在建立公司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华人影业公司内部,先改革这种落后的运营模式。
他的作法,是在公司内部成立艺术创作部,再根据现代电影的编、导、演、摄、录、美、制片七个创作组成,把艺创部门成七个小组。
然后。以小组为单位,面向全社会、全行业搜集、网罗专业的、优秀地影视从业人才,用招聘的形式。把这些人聘为公司的坐班人员。
换言之,是用公司的资本,把整个剧组需要的要害关键部门的人才全部养起来。有戏拍的时候,大家开工;没戏拍的时候,回到公司写字楼里,大家在一起聊天上网,照样有钱发,一起等待公司的下一部戏。
这样一来,原本满世界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找门路地一群自由职业者,就变成了每天打卡上班出入写字楼的城市职业白领。这些影视从业人员们就可以把原来满世界求人找门路找剧组的时间,腾出来专心地考虑艺术创作本身的事。
更重要的是,工作拍戏的时候,这些人的合作伙伴全是天天见面,早已熟悉的公司同事,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工作习惯和能力,做起事情来得心应手,配合默契,大大提高了拍摄质量和工作进度。
当然这种新的运营模式也是有明显的弊病的。
第一,这样一来,电影公司的运营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一个月光是工资表要打老长老长的一大张单子,开销很大。
所以易青和孙茹请了专业会计师进行了反复的成本核算,制定了一个基本的工资制度初步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比方一个道具师从前接一个戏,拍六个月拿三万块,平均一个月五千块.那么他在中华人影业的月工资标准可能就定在两千元左右。表面看起来好象是月收入少了,但是实际上,原本这个道具师可能三年都接不到两个收入三万块的戏,而现在却每月都有钱拿。这样算下来,实际上的收入一点也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一种安全感。
更何况,除了薪水之外,还有影片的票房提成。
因为这种新模式的另一大弊病是,因为大家都拿固定工资了,这种情形有点象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戏拍的好不好都是老板的,不关拿固定工资的职员的事。
对于这一点,易青借鉴了自己上次拍摄《两个人的奥运时的成功经验,根据一个剧组中各部门人员的多少和劳动强度的高低,核算出他们应分得的票房利润的比例——当然,如果某个电影票房赔钱。那大家就都没钱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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