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虚到益都已经两月有余，国子监流露出的考题集都做了不止一套。对于这齐国的考试模式和规矩甚是明了。
这里的考试模式和宋廷科举颇不一样。
首先是百分制，与前朝历代尽皆不同。不，这甚至都不是一个“尽皆不同”就能概括的了，这完全就是迥然不同，完全是另一套概念。
——这是从分级制一步跨入百分制。
或许很多后世的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叫嚷的分级制【等级制】实则都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一两千年，就存在于中国的教学科考之中。
一些历史小说爱好者，应该知道，明清的科考阅卷官会在密封的试卷上，根据自己的好恶评定等级，分别用“○、△、、|、×”(即圈、尖、点、直、叉)作为读卷标识。这五种符号，何尝不就代表着五个不同的等级，与后世西方的“A、B、C、D、E”又有什么区别呢？
难道只有ABCD才是分级制度，圈、尖、点、直、叉就不是了？
没这个道理。
现如今不会有人叫嚣着分级制比百分制更家优越，相反，很多言论都在赞叹百分制的优越性。
这种更加细致的评分标准给人一种很别开生面感。首先，它能对学子各科成绩作一精确的数量具现。只说科考，就能叫‘朝廷’更加明确把握应考士子的学识优劣和偏向。
日后好分配工作不是？
其次便于分层。百分制的观测点多，具有较高区分度。大白话来说，就是分数之较量，高下一目了然也。
这对科举取士也是一简单化。取多少名，分数上论高低。
反正在现在的齐鲁之地，是没甚声音说这百分制有缺的。后者在21世纪时候便是有这这那那的不足，被无数人批评，那也是二十一世纪。是在西盛东衰的时代……
其次是考试模式，虽然依旧有考四书五经，但这只是好比后世试卷的基础题，真正占分更高的是专业题，以及最后的策论。
值得一提的是，那附加卷上除了一些策论外，都是最基本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机械等考题，考生可随意选题答题，并无强求。
以科举形式做为国选材，乃国策也。前世今生皆是一般。中国人是离不开考试，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离不开科举。
这一形式是早已经被固定，但科举的内容却可以慢慢变化。但这一切都要时间。
基础的四书五经和更重要的渊博学识，以及广大的见识。只有过人的文采与四书五经，是难以写出一篇篇精彩绝伦的策论的。此类题目要的是考生学识之渊博，考验的是他们的长远目光与政治智慧。
一定程度上，唐宋以策论取材还是有道理的。不比后世明清的八股文。
而当一个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又有一定的政治目光和智慧，哪怕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这人也已具备做官的基本素质也。
“李兄脚步匆匆，是欲要何往？”
“原来是吴贤弟。愚兄欲去天禄阁温书……”化名李旭的李若虚笑声道。天禄阁乃是益都城内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取此名字，乃是因为它是西汉故名。汉初，刘氏继续推行秦代的“挟书之律”（规定民间不准藏书的禁令）。收集整理书籍，藏于天禄阁与石渠阁。
这石渠阁名号太硬，陆谦如是定名为天禄阁。
数月来，彼处已经聚集了无数的书生士大夫，不管是否有意功名，如此一座公共书馆的建立，却是为陆谦赢得了不少赞誉声。亦是为这些应考士子提供了一处上好去处。
“同去，同去……”
应考之日愈发近了，亦叫更多的考生都聚集到了天禄阁。
而此时的齐王府中，陆谦则看着眼前一道道题目，两眼有些晕圈。
“汉初驰商贾之律论。这是何意？”他看不懂啊。
礼部尚书樊瑞看了一眼身侧，赵明诚大步踏出，言道：“禀大王，汉初，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哦，这么一说他就明了了。虽然这道策论立意如何他还不清楚，但这又有何碍，他可只看合乎自己胃口的。那些依旧把商贾视为下贱的石头疙瘩，他一脚踢开了就是。“此论可也。能见人之本念。”
“大王明见。时移世迁，当今世上，官民一家，农商一事。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樊瑞迎合道。
自陆谦午宴时候那番话一字不漏的传到益都，后者一干人还如何看不出他是抑商或是重商呢，这道本来没有的题，应之而生。
“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论。”陆谦想说这俩自己谁都不认识。
赵明诚这次已不需要陆谦开口，先就说道：“龚遂，西汉名臣也；虞诩，东汉名臣也。”口舌伶俐的将这二人生平事迹道于陆谦来听。
简单来讲，这俩人都是平定叛乱于国有功勋的一时俊才，然前者平贼在德，后者平乱在术。
是“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为上，还是“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更佳？“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大善。”
陆谦不得不赞叹，这题着实厉害。就仿佛左右也，过右则愚，非良牧；过左着戾，失于宽仁，岂可担重任？而要走中间，则又落于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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